伊朗电影里的人性洞察

瓜田推荐辞：这是一篇介绍伊朗电影的文章。我们对伊朗电影实在是所知不多，看看介绍，会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伊朗人面临的社会问题，有些居然跟中国的一模一样，譬如为了孩子受教育而移民到美国之类。我们不妨在网上找几部伊朗的电影片子看看，了解一下这个陌生的国度。

伊朗电影《樱桃的滋味》剧照

1974年第7届德黑兰亚运会，在伊朗国王“如果中国不参加，伊朗不办这届亚运会”的声明下，新中国得以首次派团参赛，人们通过官方纪录片见识到了伊朗的美丽和富饶：“四百万人口的德黑兰拥有二百万辆轿车，貌似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男人们强健英俊，女人们漂亮时髦，他们需要我们去解放吗？”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实行政教合一外加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奇特政体。1990年代以来，随着《小鞋子》《白气球》《樱桃的滋味》《生命的圆圈》《黑板》在国际影坛大放异彩，伊朗电影成为世人了解神秘伊朗的重要窗口。

最佳外语片奖堪称今年奥斯卡最无悬念的一个奖项：在伊朗核危机的大背景下，艺术不受政治干扰的“政治正确”观念对柏林电影节、金球奖和奥斯卡的评委起到了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如果提名影片难分伯仲，最后胜出的必定是伊朗影片《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何况该片具有观滴水可知沧海的非凡品质。导演法哈迪的观点再一次得到了应验：“无论在多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拍出好电影，好电影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观众。”

1995年伊朗开始批准遭受“虐待”（使婚姻无法继续的任何行为）的伊朗妇女提出的离婚要求，终结了过去一般只有男人主动提出离婚的历史。通过伊朗、英国合拍的纪录片《伊朗式离婚》（1999年），观众惊讶地发现伊朗妇女在法庭上非常强势，男方性无能、贪玩、隐瞒年龄都是离婚的充分理由。《我在伊朗长大》的女主角离婚后前往法国，似乎了无牵挂，《一次别离》则为伊朗式离婚提供了一份足够社会学家分析的样本，为了女儿的教育和前途，西敏不惜和丈夫纳德离婚也要离开伊朗；由权威机构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和《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为子女教育而投资移民的比例高达58%，成为中国富豪海外投资的主因。

看护父亲是纳德宁愿离婚也不离开故土的理由，这在西敏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根本分不清是谁在照料他，你怎么不为妻女着想？两人在法庭爆发激烈争吵，法官忍不住插了一句嘴：“难道孩子在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家长里短包裹着一个异常尖锐的主题：这个国家的教育出现了什么问题，让精英阶层弃之如敝履？与警察局里那个少年民兵羞怯的微笑和宗教信仰对社会诚信的巨大贡献一样，观众的感受非常复杂。

处于社会底层的霍加特质问：“为什么你觉得我们会像动物一样打我们的老婆和孩子？我们和你一样都是人。”这句掷地有声的台词意味深长，看似以失业者、精英人士之间的隔阂影射欧美对伊朗的傲慢与偏见，但影片接下来表明霍加特确实要打老婆，导演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看待外界批评的胸怀，通过行云流水般的镜头令人信服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无可回避的人生抉择、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隔膜、家庭暴力、学校教育，直面现实的《一次别离》于无声处听惊雷，它能通过苛刻的审查体系代表伊朗电影征战国际影坛，除了真实地反映了宗教对社会的正面影响，还因为影片对国家的未来给予了隐晦而又诚挚的期待。

波斯文豪莫拉维的诗句有助于我们理解纳德这个人物：“我渴求因离别碎裂的胸，好让我倾诉相思的苦痛；任何人一旦远离其故土，会日夜寻觅自己的归宿。”西敏去国，作为个人选择无可指摘，而纳德一片冰心在玉壶的赤子情怀更教人肃然起敬，他认为西敏“最大的问题就是遇到困难就一走了之”。

严酷的社会现实、对故土的爱与哀愁、深厚的人文关怀，耗资仅30万美元的《一次别离》在奥斯卡放射出的光芒连梅开二度摘得影后桂冠的梅姑也无法遮挡。伊朗媒体十分兴奋：“伊朗电影创造了历史”、“伊朗的旗帜插到了美国”、“战胜了另一部来自以色列的提名影片《脚注》”（奥斯卡外语片评委多为犹太后裔），民众则希望当局放宽控制让伊朗导演发挥出更大才能。据悉影片有望春季在内地上映，相信会启示中国观众和浮躁的电影人：真正的大片不在于亿万投资和奢华的场景，而在于想象力的飞跃和对人性的洞察，体制不是烂片的挡箭牌。（文：西风独自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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